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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王振完成了华丽的转身，成为了宫中太监当中地地道道的二号人物，宣宗以先生称之，遂“简置”

于太子宫，令为局郎。

太子祁镇生于宣德二年十一月，次年二月册立。

所谓局郎，是东宫宦官，包括典玺、典药等六局，各设局郎一人，秩正五品。

官不大，有了资本，时至今日，宣宗“命近侍以经书劝上读讲”

。

不过十年的功夫，王先生的变化不亚于自己，之所以名声不显，无非是一个宫内，一个宫外，一个是太监，一个是文官罢了外人都认为这个太监是畏惧科举，好赌成性没了活路才挥刀自宫入了宫，做了这等自觉先祖的勾当，唯独他知道，这个王先生是为了理想，准确的说是为了心头的抱负才狠下了那一刀走到了这条旁人看不起的道路，在这以科举扬名的大明帝国，这样的举动的确是旁人承担不起的，但王先生明白，一个人活着倘若不能实现心头的理想，就算是活得高大上又能如何，他是个不完整的男人不假，可他的心头抱负未必就比天下的读书人差了，为此，他很清楚自己该走好自己的路，从永乐、洪熙、宣德年间，他恪守本分，“勤诚益至”

，因此诸帝“委用既隆”

，颇得信用。

宣德年间，他作为太子祁镇的侍读先生，“夙夜在侧，寝食弗违，保卫调护，克尽乃心，赞翊维持，糜所不至”

。

粗通文墨的王振，使祁镇“敬惮”

，并言听计从。

宣德七年，祁镇没有来得及出阁讲学，接受儒臣全面教育，其作为他学生，毫无疑问这是个天大的机会，王先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被选入侍东宫的宦官，常常就是幼年皇储伴读的伙伴和豫教的教师。

他们对未来皇帝思想、性格和兴趣爱好等方面所给予的影响，远非那些后来为太子讲解经书的翰林讲官们说教的效果所可比拟的”

，“这些宦官和皇储长期相处而形成的亲密关系，成为他们以后实现抱负的资本，所以他不敢让自己有丝毫的马虎怠慢，他等了整整十年才等来了这么一个机会，觉不容许到手的机会，从自己手里溜走。

看明白了这一点，杨大人也不好说什么，这事儿说到底终归是自己坏了规矩，就算要怪也只能怪自己，偏偏怪不得王振。

见杨大人没有生气，那太监暗暗松了一口气，道：“王先生这人吧最是宽洪大度的人，他常给我们前朝韩琦相爷大度的事情，说韩老爷一生，历经北宋仁宗、英宗和神宗三朝，亲身经历和参加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抵御西夏、庆历新政等。

都是了不得的大事，放在本朝也只有刘伯温、郑公公这些能比拟了，还说这位老相爷为相十载、辅佐三朝的辉煌时期，也有被贬在外前后长达十几年的地方任职生涯。